他是一名医者,更是一位老兵;他手中的听诊器,一端连着组织的信任,一端系着百姓的安危。
吴效平,这位从山东莱芜农村走出的军医,从1977年入党以来,用近五十年的党龄书写了何为“初心”——不为名利所累,不为时风所动。在港城百姓的记忆里,他是那个永远只开“最贱的药”却能治好最难的病的“吴爷爷”。


1941年,吴效平出生在山东莱芜一个贫困家庭。他是吃着百家饭、穿着百家衣长大的孩子——乡亲们的接济,让他读完了小学;父母的省吃俭用,供他走进了济南六中的校门。
1965年,24岁的吴效平从山东医学院医疗系毕业。彼时,他本可以留在大城市,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。然而,当听到前线医护人员紧缺的消息,这个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做出了一个让父母无法理解的决定:同七十多名校友一起参军入伍,奔赴野战医院。
“我农村出来的,不怕吃苦。战士能做到的,我都能做!”这句朴素的承诺,成了他一生行医的底色。

从打扫卫生的卫生员做起,到劳心劳力的护士,再到拿起听诊器的医生——他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身份的转变。当被分配到自己并不擅长的内科时,这个心灵手巧的年轻人虽有遗憾,却选择了无条件的服从。“组织让干什么,就干什么!”那一双原本向往外科手术刀的手,最终在内科的病房里,为无数患者点燃了生命的希望。
“儿科不是我选的,是组织选的。”提起从医方向的转变,吴效平的回答坦诚而坚定。
上世纪70年代,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,家庭更加关注孩子的健康,儿科建设成为医院的迫切需求。当时医院没有儿科,组织找到吴效平:“你去学儿科,回来把这块撑起来。”于是,已过而立之年的他,背起行囊,先后奔赴山东儿童医院、山东省立医院深造。
“他自己的学习都顾不过来,哪有时间管我们。”女儿的这句嗔怪,道尽了一个医者父亲的“缺席”,也映射出一位党员军医的“在场”。
在女儿的记忆里,父亲是一个永远在学习的形象。“他自学俄语、日语、英语,经常捧着外文医学文献,一看就是大半宿。”问及为何如此拼命,吴效平的回答只有四个字:“工作需要。”

70年代病毒性肺炎暴发期间,是吴效平记忆里最忙碌的时候。一天,病房里一个患儿突发呼吸衰竭,这位老军医的血压骤然飙升至200——他急的不是自己的健康,而是那个素不相识的孩子。吴效平急忙为患儿戴上呼吸机,连续几夜守在病房前,最终这个孩子的病情逐步好转。
随着医疗制度改革,医生收入与诊疗费挂钩。当许多人在时代的浪潮中追逐利益时,吴效平却说自己“跟不上时代了”。
“我是农民出身,老百姓不容易,能让病人少花一分钱也是好的。”这句话,是他行医50余年从未改变的信条。

女儿至今记得一个故事:她的一位同学,孩子生病在别家医院花了近2000元仍不见好转,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父亲。吴效平仔细检查后,只开了10块钱的药。药吃完了,病也好了。
“我爸不爱给病人挂水,只开最便宜的药。”在抗生素滥用、过度医疗盛行的年代,吴效平坚持用听诊器、靠基本功下诊断。后来虽然也采用血常规等检查手段,但他始终守着一条底线:不让老百姓花冤枉钱。
在港城,许多80后、90后是吃着吴效平的药长大的。他们的父母至今记得,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军医开完药总要叮嘱一句:“先吃吃看,不好再来,别急着交钱。”
荣誉等身,初心不改:一名老兵的“功勋章”
从事儿科临床近50年,吴效平先后救治了无数疑难危重患儿,在小儿呼吸系统病、肾脏病、风湿病等领域颇有建树。他曾多次参加军区组织的流脑、出血热防治,奔赴抗洪抢险一线,先后在《实用儿科杂志》《中西医结合杂志》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6篇。
他主持的“阿鲁栓研制及临床应用”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,“硫甲丙酸治疗肝硬化腹水”“新法救治有机磷农药中毒”等项目也屡获军队医疗成果奖。他所在的科室12次被评为先进科室,个人荣立三等功,获评模范党支部书记、先进个人。

但走进吴效平的家,你很难把这些荣誉与眼前这位朴素的老人联系起来。没有奖杯陈列柜,没有证书展示墙——那些军功章,被他默默地收进了柜子里。
2000年,吴效平退休了。但他并没有真正“退下来”——直到80岁高龄,他才彻底离开医疗岗位。
如今,他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。有的成了三甲医院的学科带头人,有的扎根基层卫生所,但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烙印:开良心方,做厚道人。
夕阳迟暮,月辉仍存。这位耄耋之年的老军医,虽然放下了听诊器,却从未放下那份“老百姓不容易”的牵挂。在他的带领下,军休干部第三党支部充分发挥医疗优势,打造“山海仁心”党建品牌,成为市军休所“军绿”志愿服务医疗队的核心力量。2025年,该党支部喜获全省“六好”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——这份荣誉,是对吴效平和支部全体党员的最好褒奖,更是“医者仁心”在党旗下的生动诠释。
在连云港军休所“军绿”志愿服务队的义诊队伍里,吴效平始终是最积极的“老兵”。如今,当我们走在港城街道的某个广场、某个村口,回眸间,也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:满头白发的吴老端坐在简易的义诊桌前,那只磨得发亮的旧听诊器挂在颈间,他仔细地为每一位前来的百姓听诊、问询、叮嘱。那双曾经握惯手术刀的手,如今布满岁月的纹路,却依然稳稳地握着听诊器,一如六十年前那个刚刚穿上军装的年轻军医。

他用一生开具的“人生处方”上,写满了对党的忠诚、对人民的赤诚、对名利的淡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