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永钧，字伯衡，1904年11月出生于赣榆城头镇城头村的一户农民家庭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城头镇驻地出现了许多穿军装的人，在街上竖起招牌：当兵吃粮，报效国家。此时已是孩子父亲的孙永钧，不顾父母与妻子的苦苦相劝，把家里的营生一扔，便报名参了军。参军入伍后被编入抗日名将张治中任总司令的第9集团军88师262旅下面的一个连。

1932年1月28日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，淞沪抗战爆发。2月，孙永钧随部队开赴上海，支援十九路军对日作战。2月20日，日军对庙行88师阵地发起猛烈进攻，孙永钧与其他战友在大、小麦家宅一带与敌展开激烈肉搏战，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。此后，随部继续战斗在江湾、闸北一带。也正是由于孙永钧作战勇敢、应变能力强，具有一定的指挥水平，逐渐得到上司赏识，并一步步被提拔为班长、排长、副连长。到1937年8月，他已是炮兵连长，驻防上海。

坚守上海八百壮士慨而慷

1937年10月26日，淞沪会战进入最后阶段。日军攻陷大场、江湾、闸北、庙行地区，中国守军腹背受敌，战局危急。为避免全军覆没，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。为掩护大军撤退，第88师奉命留下1个团，死守闸北，牵制日军。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主动请缨，他以所属1营为基干，组成加强营，分3个步兵连、1个机枪连、1个迫击炮连，共450余人，其中孙永钧为迫击炮连连长，担任“死守上海最后一块阵地”、掩护50万国军撤退的重任。因部队对外仍用团番号，称有800人，故有“八百壮士”之称。

这最后一块阵地，就是四行仓库，这里曾是第88师司令部驻地，储备了不少弹药和粮食。27日凌晨3点，孙永钧等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。那时的四行仓库，南面紧挨苏州河，东面是英国、美国控制的公共租界，西面、北面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。这幢钢筋水泥建筑的7层大楼，是大陆、金城、盐业、中南四家银行的储备仓库，楼高墙厚，易守难攻。

可面对四行仓库已成“孤岛”、四行壮士已是“孤军”，孙永钧带领全连英勇作战，配合其他4个连的官兵，从27日中午，一直打到30日午夜，与日军血战4昼夜，歼敌200余名，而国军仅伤亡30余人。其中，孙永钧腰部中弹，身负重伤，被战友们抬下火线，送往医院救治。

保卫战中，最让孙永钧感动的是，在战斗进行最激烈的28日午夜，女童子军杨慧敏把一面国旗裹在身上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冲过火线，献给四行壮士。连最高指挥官谢晋元都热泪盈眶，激动地高喊：“给我们送来的不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，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!”第二天凌晨，当这面国旗在四行仓库的大楼顶上高高升起，隔河观战的群众欢声雷动。

31日，中国军事当局再三电令孤军撤退，谢晋元才带领剩余的四行壮士挥泪退入租界。在医院治疗了2个多月，医护人员告诉他，日军包围了租界，上海已全部沦陷，四行壮士被安置在“孤军营”，失去自由。面对所处困境，孙永钧只能在好心人的帮助下，泪洒上海，返回赣榆老家养伤。

返乡抗日壮志未酬身先死

1939年3月，赣榆县城沦陷后，为增加抗日力量，国民党赣榆县长朱爱周在第5区陡岭村将原赣榆县保安大队扩编为常备总队。同年11月，将常备总队扩编为常备旅，朱爱周兼任旅长，下辖3个团，其中孙永钧任1团2营副营长，追随朱爱周抗日，直到朱爱周壮烈殉国。

1940年5月1日，顽固分子董毓珮继任赣榆县长兼保安旅长，他对日妥协，专事反共，并以“立场不稳”为由将孙永钧开除。孙永钧便带领村里一帮爱国青年去山东临沭找八路军请求抗日。

1940年6月，孙永钧来到山东省临沭县王朱樊村（现江苏省东海县南辰乡西朱范村），找到了在八路军东进支队第四大队工作的同学孟西元。孟西元把他介绍给政委，政委见孙永钧是知识分子，又在部队任过连长，有战斗经验，也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和威望，经过研究，委任他为营长，下属3个连。他在部队住了6天，受到很大的教育。决心回家拉起武装队伍，跟随八路军抗日救国。

他于7月5日下午回到家，脸没洗、饭没吃，就派人把同学王象山、魏绪俭找来，两人都是抗日积极分子。孙永钧介绍了到临沭活动的情况和他自己考虑的初步方案。他还激烈抨击了董毓珮大搞反共摩擦的罪恶行径，不料被人向董毓珮告了密。第二天一早，孙永钧还没有起床，就被董毓珮派来的人抓走，遭严刑拷打后，当晚就被秘密杀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