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农斧，原名高承训。1912年出生于陕西绥德县中角里乡（刘家川）深沟村一户地主家庭。幼年进私塾读书，后到义合完小读高小。1924年，高农斧考入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上学。这时，四师校长李子洲提倡新文化，宣传马克思主义，组建中共党团组织。高农斧受到启蒙教育，思想日趋进步，决心彻底背叛地主家庭，和广大贫苦农民站在一起。1926年，高农斧在学校里参加了共青团，放假回乡时，在深沟村建立了共青团支部。

1927年，高农斧转入中国共产党。这年8月，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了第四师范，高农斧回到家乡，任共青团绥德东区书记。为工作方便，他挑起货郎担，请本村贫农子弟高克恭当帮手，走乡串村，以卖货为名作宣传鼓动工作。人们不知高农斧的底细，指手画脚地议论说，一个财主家的阔少爷、洋学生，干货郎这样的吃苦活，没出息。

1928年秋，高农斧任中共东区区委宣传部部长、青年部部长。1928年至1929年间陕北大旱，中共陕北特委提出在农村广泛开展抗租运动的口号。高农斧响应党的号召，耐心说服父亲高有业，宣布他家两年不收租子。地主内部的分化，对绥德东区开展抗租运动起了很大作用。这时，党的活动经费也极度紧缺，中共义合区委同志的衣食和其它费用，全由高农斧供给。由于高农斧和绥德东区同志共同努力，这里的农村工作健康发展，党团力量不断发展壮大，逐步形成了方圆30多里、包括60个村庄的红色区域。

1934年，绥德县东区、南区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。高农斧毫不犹豫地首先从自己家里开刀，把自家的绝大部分窑洞、土地、粮食、牲畜分给了贫苦农民。接着，他又参与了镇压自己亲叔父和亲叔伯兄弟的革命行动。他的父亲经不住这场暴风骤雨的变革，大骂高农斧是“败家子”，不久吞下大烟自尽。冬季，为安葬父亲，高农斧经组织批准赶回家中。他母亲流着眼泪，劝他不要走了。高农斧对母亲说：“妈妈，我怎么能因父亲一死，就不干革命了？！敌人在到处捉我，你让我留下，让他们杀吗？你不心疼我吗？……”他毅然回到了革命岗位上。母亲又气又病，整天卧床不起，敌人天天威逼她：“交不出高农斧，就杀掉全家！”趁人家不备，母亲投水瓮自尽了。敌人想利用高农斧回家奔丧的机会抓住他，但高农斧连家也未回，使敌人枉费心机。他二姐曾来信责备他不顾家庭，不捎钱回家。高农斧回信说：“革命的人不刮地皮，更不敲诈人民，一心为抗日救国，哪里来的钱？”

1934年下半年，高农斧调任绥德县委秘书。1935年9月，高农斧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任红第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民运科长，因所谓“出身不好不可靠”，被降为文书，不久又被清除出部队，但他始终不肯离开部队。党中央和毛主席到达陕北后，纠正“左”的错误，高农斧恢复了民运科长职务。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高农斧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政训处（10月改称政治处）民运股股长，后任第三四四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。随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。1938年8月，调任第三四四旅政治部组织科长。9月1日，他请赴延安参加青年代表会的程世清捎回3封家书，表示自己血洒疆场和忠诚革命事业的决心。对于家庭问题，他说：“我是一点也不济事的，我想你们也知道的——为革命牺牲一切。”不久，部队开赴河北省涉县地区与日军作战。高农斧接任第三四四旅新兵团的政委，用自己投身革命的体会教育新兵，感染新兵，使这个团成为政治上过硬、军事上善战的主力部队。1940年4月，高农斧任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政治部主任，随部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作战。第三四四旅（六八八团、六八九团）整编改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四旅。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，第四旅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十旅，高农斧仍任政治部主任。第十旅在第四师编成内于津浦路西开展反顽和反“扫荡”斗争，艰苦奋战半年，伤亡比较多。在处境极为艰苦，经常断粮停炊情况下，高农斧夜以继日工作，身体瘦弱多病。管伙食的同志见他实在难以支持，想法给他弄些饭菜，他总是婉言谢绝，和大家同甘共苦，不搞一点特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