侯凯，曾用名刘珍棠，1921年1月出生，河北省吴桥县人。1938年10月参加革命，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抗战期间，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团部文书股长、教导二旅政治部文书股缮写员、武工队敌工小站长、敌工干事等职。解放战争期间，任山东军区二师政治部秘书，先后参加北镇黑山阻击战、四平保卫战、拉法新站歼灭战等战役。后任密山县土改工作队队长、密山县城郊区区委书记、密山县委宣传部长、县长等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东北局组织部副处长、长春市委国营工业部副部长、白城行署副专员、白城市(县级)委书记、白城地委常委、副书记，吉林省民政厅副厅长、党组副书记等职。1983年离休，2008年9月6日在长春逝世。

1943年初，海陵县委决定开辟新民区，将侯凯由杜继贤领导的陇北武工队调到新民区，接替李光明同志任敌工站长。新民区东近海州城，西到董马庄，南靠陇海铁路，北到沙河镇，方圆几十里。自1941年起海陵县委就在此建立秘密读书会、秘密自卫团，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。接受任务后，侯凯和武工队员小张连夜赶到陈墩交接工作。陈墩位于陇海路北，为我军掌握的两面政权，离日军据点董马庄不过五里，属于敌强我弱、敌明我暗的准敌占区。李光明、许耀林、孟冲、李长剑等10余名武工队员，以根据地为依托，不定期进入该地区开展工作，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。

接上关系后，李光明、许耀林同志带侯凯走访了当地一些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乡、保长和开明士绅，以及几位作为我军内应的伪军军官和特务，并向侯凯简要地交代了工作。随后，侯凯就在七里沟前湾子附近住了下来。作为第一个在新民区常驻的武工队员，侯凯的任务是宣传组织群众，发展、积蓄进步力量，积极准备反攻。刚开始时，本着长期隐蔽，保存力量的原则，侯凯工作处处小心，白天休息，晚上活动，单个接触，避开群体，住处也经常更换。

一天晚上，侯凯正准备向七里沟群众宣传赣榆大捷的消息。谁知刚踏进会场，就听见一位群众在看不见的地方大声喊道:刘先生(侯凯当时化名刘珍棠)有什么话就说吧，这里都是自家人!声音铿锵有力，语气诚挚感人。侯凯心头一热，大声回答到“谢谢老乡!”简单的一句话把大家的心连在了一起，让侯凯知道了群众是爱国的，是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战的。

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，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越发了解，对武工队的工作也更加支持。前湾子村的保长专门给侯凯安排了一个隐蔽的住处，临走时对侯凯说:“住在这里包你无事!”每次日伪军进村，保长、群众都赶来报信，“伪军又露头了，快躲一躲，不要吃亏!”有了群众支持，侯凯的胆子更大了，公开活动也多了。

有一次，侯凯和两位同志背着枪，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临洪集市，群众安之若素，伪军竟然被吓跑了。自此以后，常有群众找上门来，要求侯凯们出面打土匪，抓汉奸。墩尚区公所的伪政府人员也主动求见侯凯们，侯凯们向他们宣传了我军必胜，日军必败的道理，警告他们要少做坏事，以免将来受到人民惩处，他们唯唯而退。新民区工作进展顺利，加之主力部队的大力支援，很快从游击区变成了准根据地。1943年9月底，经组织研究，新民区民主政权正式建立，许耀林任区委书记，刘钦为组织委员。

新民区政府成立的消息一传出，敌人又惊又怒，急忙纠集力量疯狂反扑。不久后，青湖据点的敌人兵分两路突入七里沟，打死了武工队员老马。前湾子的地主也在圩子里修建碉堡，还从新浦引来一队伪军公开与侯凯对抗，企图伪化新民区。武工队遭受损失，工作部署被打乱，有人开始怀疑侯凯他们站不住脚，早晚会被敌人赶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侯凯迅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。

侯凯首先对青湖据点的敌人喊话，警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，否则严惩不贷。不久后，武工队配合主力部队，一举拔掉了该据点。紧接着，侯凯猛攻前湾子碉堡，伪中队长毙命，剩余的伪军狼狈逃回新浦，碉堡和工事被夷为平地。在这次战斗中，为了阻止赣榆沙河据点敌人前来增援，侯凯和李长剑同志由当地百姓徐老太爷带路，在沙河南岸神不知鬼不地切断了沙河据点敌人的电话线，还背回了一捆电话线和好几根电话杆。经过这几场战斗，敌人损失惨重，新民区根据地反而更加巩固了。

经过这次惨败，敌人再不敢大举进攻，但他们不甘心失败，又利用特务内奸，将魔爪伸向了单独活动的同志。在敌人的重金利诱之下，原我军内应、伪军特务头子沈竹青和朱某相继叛变，逮捕了在新浦开展工作的武工队员马骏台，并很快向侯凯下了黑手。

一天，朱某前来通知侯凯，说沈竹青到了前湾子，有紧急情况要向侯凯当面汇报。侯凯不知有诈，只身一人约他在一处偏僻的坟地见了面。可就在谈话结束，侯凯正准备往回走的时候，朱某突然将侯凯拦腰死死抱住，未等侯凯反应过来，旁边的沈竹青一把抓起地上的土坯，猛砸向侯凯的头部，侯凯顿时眼冒金星，晕倒在地。两个特务取走了侯凯身上的枪和财物，将侯凯五花大绑，押到东海县伪警察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新浦宪兵队的鬼子松浦闻讯赶来，问过侯凯的姓名后，不由分说一阵毒打，戴上手铐押往新浦宪兵队。在宪兵队的监狱中，侯凯见到了先他被捕的马骏台，他们虽然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，但自此相互支持，相互鼓励，熬过了一段极为艰难的狱中时光。

侵华日军实行野蛮的“三光政策”，奸淫掳掠，犯下滔天罪行，鬼子的宪兵队更是罪行累累、罄竹难书。在新浦日军宪兵队里，侯凯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非人折磨。

首先是审讯。鬼子审讯的特点是话少刑多，话短刑长，只要回答“不知道”，就是一顿暴打。两天下来，敌人用拳脚、棍棒、绳子、烟头对侯凯大发淫威，肆意施虐。侯凯被折磨得眼睛乌黑、面部肿起，牙齿残断松动，耳朵穿孔失聪，全身肿胀流血，成了一个行将死亡的血人。第三天提审时翻译对松浦说“不能再打了，再打就完啦!”松浦无耻地冲侯凯吼道:“我为什么打你，因为你是我的敌人，我们吃你们(八路军)的亏不少啦!”鬼子把侯凯丢回牢房，没有再提审。

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，侯凯一天三碗麦麸粥，饿的前心贴后脊梁，，瘦得皮包骨头，连身上的虱子、疥虫都吸不出血来。放风时，侯凯看到同胞们个个面色憔悴，瘦骨嶙峋，双目无神，简直就是一群衣衫褴褛的活骷髅。除此之外，每天在牢房里还必须随时按鬼子的口令立起、坐下，稍有不慎，动作迟缓或是说了句错话，不由分说，拉出去就是一顿毒打。

有一天晚上，侯凯躺在冰凉的地板上，盖着一床单的、沾满脓血、爬满虱子的毯子，看着昏黄的电灯，久久不能入睡。黑夜里，听到有人在叹息，有人在抽泣，有时还能听到刑讯室里女人喊救命的惨呼声。侯凯暗暗地想，既然落到了敌人手里，就要随时准备牺牲，走上刑场的时候，要有中国人的骨气，决不能当孬种、懦夫。但更要争取生，因为只有活着出去，才能同敌人战斗到底。从此以后，侯凯每天默唱着《八路军军歌》、《国际歌》作为精神支撑，用口袋里的高粱壳计算着日子，渴望能早日回到同志们身边，投入新的战斗。

有一天，松浦和其他几个鬼子来到监狱，喊出八个人的名字，其中就有侯凯和马骏台。鬼子把侯凯们推上车，押解到新浦警察局，临走时，侯凯数了数口袋里计时用的高粱壳，总共48粒，侯凯在这座人间地狱里苦熬了近两个月。到了新浦警察局，鬼子把侯凯和马骏台等八个人关进了警察局的牢房。侯凯看到牢房里四处满满的都是人，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。夜半时分，伪警察将侯凯们全部拉出牢房，用绳子一个接一个地捆绑起来，押往新浦火车站，不由分说地塞进了闷罐车厢。他们这时才从伪警察口中得知要被送往上海做日本人的劳工。

侯凯因长期遭受折磨，身体十分孱弱，为了活下去，支撑上工，常常晕倒，鬼子医务人员一按脉搏，就叫侯凯“病棚的干活”，侯凯因祸得福，逃过了不少重活。不久后，马骏台也病倒了。有一次，懂日语的他听到敌人议论，病人不能干活，成了包袱，要遣送回原征集地。他从此不吃不喝、呻吟不止，病情更重了，不久就和三十多人一起被送回徐州，获得了自由。

时隔不久，敌人败局已定，运输队解散，侯凯进入了第二批清理病弱人员名单。鬼子把侯凯和二十多名劳工押送回了徐州。下车时，伪淮海省劳工局的人在车厢门口给每个人发了100元伪币作为遣散费。侯凯历尽艰难，终于逃离了鬼子的魔爪。

第二天，侯凯要了通行证，买了车票，当晚到了阿湖。又辗转多日终于在东海讲习村找到了陇海工委书记李明同志。寒冬腊月，侯凯头戴破草帽，身穿单衣，脚着破胶鞋，手中拿着仅有的一个竹桶碗，长发披肩，满脸污垢，同志们几乎认不出来了。

归队后，侯凯受到组织的百般呵护。同志们到处为侯凯求医问药，还到敌占区买来好吃的给侯凯增加营养。组织上补发了侯凯被捕期间待遇，敌工站还送来慰问金，许耀林书记远道前来探望，老房东许大爷也送来大米。经一个月的调养，侯凯身体逐渐复原，重新投入了战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