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同儒，1904年出生于灌云县郁林乡武庄的一个中农家庭，幼年入团圆宫乡塾读书，他聪颖好学，才智过人，学习成绩优异，深得师长喜爱。高小毕业后，考入板浦省立第八师范学习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知识阅历的丰富，在校内受进步教师的启迪，以及五四运动的影响，思想进步很快。他同情贫苦农民，憎恨地主豪强，敢于抨击时弊，仗义执言，为贫苦农民鸣不平。他的家乡有一地主山霸名仇东山，其人刁钻刻薄，霸占山林，欺压百姓，群众对他恨之入骨，但敢怒而不敢言。少年武同儒却在团圆宫令人醒目的粉墙上画了一张漫画：一个地主老财，头戴瓜皮小帽，身穿前清马褂，腰间挎一小刀，把仇东山这个地主搜刮民财，比成刀割，对仇姓地主进行讽刺。从此，百姓们称呼仇东山为“仇小刀”，武同儒也被乡里誉为“少年一雄”。

武同儒20岁时，父母为他完姻，娶成氏为妻，生二女一子。长女小霞、次女可霞、子可雨。

1926年，板浦省立第八师范校园里新文化、新思潮已得到传播，青年武同儒受到新思潮的激荡，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，由“鸣不平”，进而追求革命真理，立志改造旧世界。当时他的家乡云台山区有一树艺公司霸占了山林，并设立南大局、北大局，自订“山规”，设立看山队，禁止山民上山砍柴拾草维生，激起贫苦山民的怨恨，便同树艺公司打“山案官司”。但贫苦百姓总是输，有理讲不通。为此武同儒心里窝着满腔怒火，发誓要与山霸斗一场，以解救众乡亲们的苦难。现实使他清醒地认识到，要斗倒树艺公司，光靠少数人不行，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。他假日回家，就找乡亲们谈心，启发他们的觉悟，把一些青年团结在他周围。经过他的积极宣传鼓励，一批山民联合起来了，并组织了一个“穷人会”。在当时，入会是贫苦农民求生存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，加入穷人会的大部分都为青年骨干，一场斗公司、求生存的群众风暴在酝酿着、筹划着。

1927年3月下旬的一天，以武同儒、范培林为首的“穷人会”，集合会员300余人，加上贫苦山民上千人，手持刀斧、扁担，喊着“还我山林，反对封山”等口号上山，把树艺公司霸占山林后栽植的二、三百亩树苗全部砍光。

树艺公司经理徐绍垣为了报复，乞求灌云县政府派兵镇压，逮捕了为首的范培林，带至县府监狱关押。武同儒亲自上堂，与县长徐伯堂面对面地据理力争，慷慨陈词：“自古以来，贫苦山民祖祖辈辈皆以砍柴种田度日，树艺公司强占山场，断绝山民生路，才爆发这场山案官司，实乃官逼民反。县长大人乃一方父母官，不能伸张正义，为百姓着想，反而逮捕山民，实属荒唐……”这番话，把徐伯堂斥责得哑口无言。武同儒又进一步说道：“县长大人是国父生前倡导的三民主义信徒，其民生主义就是要让民众得以生存，实行耕者有其田。为告慰国父在天之灵，忠于三民主义，请立即释放范培林，深望县长三思。”经过武同儒一番斗争，徐伯堂自知理亏，怕事态闹大，将范培林交保释放。山霸们不准上山砍柴的禁令也被打破了。从此，青年武同儒在家乡的声望益高，地主山霸对他无可奈何。然而，他们并不甘心，树艺公司和地主豪绅、官府相互勾结，欺压民众，山民们仍然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1928年秋，武同儒在东海中学，由惠美琬（惠浴宇）、吕德愚（吕镇中）2人介绍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他在党的领导下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他先后担任东海县委、灌云县委的领导职务。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与敌人进行公开的斗争，是年底，他在家乡郁林乡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，并担任灌云县党部第二区区分部执行委员。1929年2月，他参加县党部选举，被选为灌云县党部候补委员，递补为执行委员、宣传部部长。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，全身心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。当时，党利用东海中学师范科毕业生分配之机，派毛楚材（汝楠）、王芷英、仲衡到大村海宁小学任教，武同儒也回乡与毛楚材在大村发展党员，建立党的大村支部。他们以小学为基地，开办平民学校，动员山民入学识字，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，提倡剪辫子，反对女子裹小脚，宣传男女平等，启发山民的阶级觉悟。他们还书写标语、印刷传单，到大浦、开泰、连云港等码头去张贴散发。他们还带领学生进行砸土地庙，扳倒菩萨等破除迷信的宣传活动。

1929年5月，借农历四月初八“浴佛节”庙会之机，海属四县党的县（工）委、区委骨干会议在云台山三元宫召开，武同儒是当地人，与三元宫僧人熟悉，均由他联系安排食宿，负责安全保卫。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六、七十位代表，他们都扮成虔诚的香客，白天“朝山进香”，晚上开会。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，并布置新的斗争任务。会议还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，总结了前段“穷人会”与树艺公司斗争的经验教训，决定将穷人会改为扁担会，在此基础上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，并建立农民武装。会上决定由武同儒任总指挥。指挥部设立在大村阿育王塔下的海清寺。

武同儒进一步鼓励贫苦山民同山霸作斗争的行动，激怒了徐伯堂，遭到了逮捕，被关进县监狱，后转至清江监狱。武同儒在狱中坚贞不屈，国民党无计可施，加之党组织积极营救，终于获释。回来后，他继续联络云台山区农民，组织扁担会，并秘密搞武装，准备暴动。

东海中心县委为加强沭阳暴动的领导力量，决定调武同儒担任中共沭阳县委委员、城区区委书记。武同儒虽然离开大村，但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。1930年8月8日，云台山区的扁担会会员和贫苦山民近千人，高举红旗，挥舞扁担、斧头，镰刀，高呼“创共产、救穷人、除山霸、还山林”的口号，浩浩荡荡，蜂拥上山。他们捣毁了南北大局，把红旗插上香炉顶，震撼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，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山霸的恶势力。

武同儒到沭阳后，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建设、武装建设等工作，参与领导群众斗争。1930年4月中旬，沭阳县委在郑庄召开会议，决定5月1日在马厂搞示威游行活动。县委采取声东击西、调虎离山的策略，于4月27日、28日两夜，由武同儒率领一批党员，在沭阳城大街小巷，遍散传单。国民党沭阳县政府见势恐慌，马上将分驻在各市镇的县大队调回沭城，维持“治安”。武同儒的行动，为马厂“五一”大游行取得预期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根据江苏省总行委的统一部署，沭阳县行委决定在沭城举行“八一”总暴动，武同儒是主要领导者之一。由于叛徒出卖，暴动失败，武同儒不幸于7月31日被捕。

武同儒被捕后，国民党对他威逼利诱地说：“你在海属德高望重，为有影响之人，只要回头为党国报效，高官有得做”。这均遭到他的严厉痛斥。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，武同儒正气凛然，视死如归。8月3日深夜，武同儒、江守元等同志惨遭国民党杀害。他们在临刑前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打倒国民党！”等口号。武同儒牺牲时年仅26岁。